西城

　　重慶晨報記者 李晟 報道
　　這是一張誕生於1940年1月8日，由當時的重慶防空司令部發放的防空洞進出證，它的主人當時只有9歲，來自荷蘭。誰也沒有想到，從那之後，這張防空洞進出證，會形影不離的跟著這個當年的孩子走過漫長的74年人生路。
　　昨天，荷蘭前駐華大使楊樂蘭，再次來到曾經居住的荷蘭駐重慶大使館舊址（特園，現在的中國民主黨派陳列館），尋訪自己幼時的足跡。“這張防空洞證跟了我一生，我走到哪裡都會帶著它，因為我覺得，是重慶賜予了我一生的好運。”今年已84歲高齡的楊樂蘭說。
　　我是坐著滑竿被抬進重慶城的
　　當大霧最終散去，飛機在珊瑚壩上的簡易機場安全著陸時，楊連山與妻子，還有他們最小的兒子楊樂蘭，終於開心地團聚了。
　　“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時隔70多年，楊樂蘭對當年那段驚心動魄的旅途依然記憶猶新。楊樂蘭說，當時不能直接從上海去重慶，他和母親先坐船到香港，再從香港坐飛機去重慶，途中必須飛越日本軍事管制區，隨時有被擊落的危險。
　　“在我們前往重慶之前，已經有好幾架飛機被日本軍隊擊落，在踏上來重慶的飛機前，媽媽和我都很害怕。為了躲避日本軍隊的視線，我們不得不在晚上飛行，飛機上沒有燈。當我們飛越日本軍事管制區時，可以看見日本人搜尋飛機的探照燈。”
　　飛機並沒有直接抵達重慶，而是備降成都，楊樂蘭說，因為重慶冬日的大霧，他們沒有辦法降落，只能在成都等待霧氣散去，才再次飛往了重慶。
　　抵達重慶前，楊樂蘭和父親已經有半年多時間沒見了。楊樂蘭說，他是坐著滑竿被抬進重慶城裡的。而那段長長的石梯和從來沒有坐過的滑竿，成為了他對重慶的第一印象。
　　中文老師可能是高羅佩太太的妹妹
　　剛到重慶時，楊樂蘭和父母暫住於康寧路上（現已無法考證具體位置）的臨時居所。1940年1月，在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幫助下，荷蘭公使館和官邸得以落戶於渝中半島中山四路23號的特園，楊樂蘭一家也隨之搬到那裡。
　　在新的居所里，楊樂蘭開始了他在重慶的生活。“當時我覺得很孤單，因為整個公使館里，只有我一個外國小孩子。後來我才知道，當時的整個重慶城裡，都只有我一個外國小孩。外國傳教士的小孩們都居住在城外。”
　　楊樂蘭說，自己在公使館內的生活很簡單，上午有一位重慶《紐約時報》記者的太太來為他上英文課，下午則是一位中國的年輕女士來教他中文。
　　“那位女士很年輕，我已經不太能記得她的名字，不過我感覺，她應該是當時荷蘭公使館官員高羅佩太太水世芳女士的妹妹。”楊樂蘭說。
　　回憶起這段重慶的學習生涯，楊樂蘭笑言自己並不是一個好學生，“我經常不做老師留給我的家庭作業，害羞的中文老師又不忍心苛責我，所以我現在的中文才這麼糟糕。”
　　躲空襲不去防空洞而是平躺在院子里
　　雖然只在重慶短暫的停留了5個月時間，但楊樂蘭來重慶的時候，正值日機轟炸重慶最密集的時期。楊樂蘭說，與普通重慶市民一樣，他們一家也躲過好幾次空襲。
　　“我還記得每次空襲警報拉響，爸爸媽媽就會帶著我離開房間，可我們很少去防空洞里躲空襲，因為媽媽覺得防空洞裡人太多了。所以我們都選擇在公使館外的院子里平躺下來，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。”楊樂蘭說，他們經常看見密集的飛機從頭頂飛過，然後炸彈呼嘯而下，這樣的經歷讓他一生難忘。
　　雖然很少去防空洞內躲避空襲，可在1940年1月，楊樂蘭仍然領到了屬於自己的“防空通行證”。在這張證件上，不僅清晰地記錄著他的名字、年齡，還有他的照片、國籍和當時的住址。
　　楊樂蘭說，從9歲時領到這“張防空通行證”，這張證件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，“我覺得它是帶給我好運的護身符，所以我去哪裡都帶著它。不論是上世紀60年代到北京工作，還是在隨後我輾轉世界各地的工作中，我都將它帶在身邊。”
　　船工號子是他對三峽最深的記憶
　　在重慶的日子里，楊樂蘭還是在父母的帶領下，乘坐英國輪船公司的汽船，完成了一場三峽之旅。
　　“我現在都還記得，當時的船長是個英國人。不熟悉水情的他，還專程請了一位有著長長鬍子的重慶老人當嚮導。這位重慶嚮導很少說話，他總是站在船頭，用手指引著方向，指揮著舵手操作，使輪船能夠安全地航行，因此，你可以奇怪地看見，舵手開船不是看著江面，而是專註地看著這位老人手指的方向。”
　　除此之外，給楊樂蘭留下最深印象的，還有江岸上不停忙碌的縴夫和他們口中吆喝的船工號子，“我上世紀60年代在北京工作的時候，還專程去買了一張船工號子的唱片，雖然歌詞的內容已經改了，可旋律依然沒有改變。”
　　楊樂蘭說，之所以船工號子給他留下這麼深的記憶，是因為他覺得縴夫們不僅要在狹窄的峭壁上進行危險的工作，而且他們所獲得的報酬非常低。但是這些縴夫們每次工作時，都會齊聲唱起船工號子，歌聲迴蕩在峽江兩岸的峭壁上和水流湍急的江面上，給他留下了非常震撼的記憶。
　　重慶城的巨大變化讓他驚嘆不已
　　從1940年離開重慶，直到24年之後的1964年，楊樂蘭才再次回到了自己曾經生活過的這座城市，“當時我覺得和我記憶里的重慶城變化並不大，除了從江邊到城裡，不用再爬長長的階梯，而是可以通過纜車完成以外，其它的城市風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。”
　　楊樂蘭說，這樣的感受，讓他覺得纜車是重慶進入現代化的標誌。
　　上世紀80年代，他再次來到重慶時，這座城市已經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，“許多高樓在這個城市裡拔地而起，解放碑除了那座碑還沒有變之外，周圍的一切都已經不同了。”楊樂蘭說，他當時覺得，重慶這座城市已經進入了現代化進程的快車道。
　　當84歲高齡的楊樂蘭這次踏上重慶的土地時，他坦言自己感到恍然如夢，“幾天前，我還在法國諾曼底享受寧靜的田園時光，而現在我來到了這個擁有3200萬人口的大都市。”重慶城的巨大變化，讓這位老人驚嘆不已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70多年前重慶的防空洞證，跟了我一生” 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