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慶晨報記者 李晟 報道
  這是一張誕生於1940年1月8日,由當時的重慶防空司令部發放的防空洞進出證,它的主人當時只有9歲,來自荷蘭。誰也沒有想到,從那之後,這張防空洞進出證,會形影不離的跟著這個當年的孩子走過漫長的74年人生路。
  昨天,荷蘭前駐華大使楊樂蘭,再次來到曾經居住的荷蘭駐重慶大使館舊址(特園,現在的中國民主黨派陳列館),尋訪自己幼時的足跡。“這張防空洞證跟了我一生,我走到哪裡都會帶著它,因為我覺得,是重慶賜予了我一生的好運。”今年已84歲高齡的楊樂蘭說。
  我是坐著滑竿被抬進重慶城的
  當大霧最終散去,飛機在珊瑚壩上的簡易機場安全著陸時,楊連山與妻子,還有他們最小的兒子楊樂蘭,終於開心地團聚了。
  “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時隔70多年,楊樂蘭對當年那段驚心動魄的旅途依然記憶猶新。楊樂蘭說,當時不能直接從上海去重慶,他和母親先坐船到香港,再從香港坐飛機去重慶,途中必須飛越日本軍事管制區,隨時有被擊落的危險。
  “在我們前往重慶之前,已經有好幾架飛機被日本軍隊擊落,在踏上來重慶的飛機前,媽媽和我都很害怕。為了躲避日本軍隊的視線,我們不得不在晚上飛行,飛機上沒有燈。當我們飛越日本軍事管制區時,可以看見日本人搜尋飛機的探照燈。”
  飛機並沒有直接抵達重慶,而是備降成都,楊樂蘭說,因為重慶冬日的大霧,他們沒有辦法降落,只能在成都等待霧氣散去,才再次飛往了重慶。
  抵達重慶前,楊樂蘭和父親已經有半年多時間沒見了。楊樂蘭說,他是坐著滑竿被抬進重慶城裡的。而那段長長的石梯和從來沒有坐過的滑竿,成為了他對重慶的第一印象。
  中文老師可能是高羅佩太太的妹妹
  剛到重慶時,楊樂蘭和父母暫住於康寧路上(現已無法考證具體位置)的臨時居所。1940年1月,在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幫助下,荷蘭公使館和官邸得以落戶於渝中半島中山四路23號的特園,楊樂蘭一家也隨之搬到那裡。
  在新的居所里,楊樂蘭開始了他在重慶的生活。“當時我覺得很孤單,因為整個公使館里,只有我一個外國小孩子。後來我才知道,當時的整個重慶城裡,都只有我一個外國小孩。外國傳教士的小孩們都居住在城外。”
  楊樂蘭說,自己在公使館內的生活很簡單,上午有一位重慶《紐約時報》記者的太太來為他上英文課,下午則是一位中國的年輕女士來教他中文。
  “那位女士很年輕,我已經不太能記得她的名字,不過我感覺,她應該是當時荷蘭公使館官員高羅佩太太水世芳女士的妹妹。”楊樂蘭說。
  回憶起這段重慶的學習生涯,楊樂蘭笑言自己並不是一個好學生,“我經常不做老師留給我的家庭作業,害羞的中文老師又不忍心苛責我,所以我現在的中文才這麼糟糕。”
  躲空襲不去防空洞而是平躺在院子里
  雖然只在重慶短暫的停留了5個月時間,但楊樂蘭來重慶的時候,正值日機轟炸重慶最密集的時期。楊樂蘭說,與普通重慶市民一樣,他們一家也躲過好幾次空襲。
  “我還記得每次空襲警報拉響,爸爸媽媽就會帶著我離開房間,可我們很少去防空洞里躲空襲,因為媽媽覺得防空洞裡人太多了。所以我們都選擇在公使館外的院子里平躺下來,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。”楊樂蘭說,他們經常看見密集的飛機從頭頂飛過,然後炸彈呼嘯而下,這樣的經歷讓他一生難忘。
  雖然很少去防空洞內躲避空襲,可在1940年1月,楊樂蘭仍然領到了屬於自己的“防空通行證”。在這張證件上,不僅清晰地記錄著他的名字、年齡,還有他的照片、國籍和當時的住址。
  楊樂蘭說,從9歲時領到這“張防空通行證”,這張證件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,“我覺得它是帶給我好運的護身符,所以我去哪裡都帶著它。不論是上世紀60年代到北京工作,還是在隨後我輾轉世界各地的工作中,我都將它帶在身邊。”
  船工號子是他對三峽最深的記憶
  在重慶的日子里,楊樂蘭還是在父母的帶領下,乘坐英國輪船公司的汽船,完成了一場三峽之旅。
  “我現在都還記得,當時的船長是個英國人。不熟悉水情的他,還專程請了一位有著長長鬍子的重慶老人當嚮導。這位重慶嚮導很少說話,他總是站在船頭,用手指引著方向,指揮著舵手操作,使輪船能夠安全地航行,因此,你可以奇怪地看見,舵手開船不是看著江面,而是專註地看著這位老人手指的方向。”
  除此之外,給楊樂蘭留下最深印象的,還有江岸上不停忙碌的縴夫和他們口中吆喝的船工號子,“我上世紀60年代在北京工作的時候,還專程去買了一張船工號子的唱片,雖然歌詞的內容已經改了,可旋律依然沒有改變。”
  楊樂蘭說,之所以船工號子給他留下這麼深的記憶,是因為他覺得縴夫們不僅要在狹窄的峭壁上進行危險的工作,而且他們所獲得的報酬非常低。但是這些縴夫們每次工作時,都會齊聲唱起船工號子,歌聲迴蕩在峽江兩岸的峭壁上和水流湍急的江面上,給他留下了非常震撼的記憶。
  重慶城的巨大變化讓他驚嘆不已
  從1940年離開重慶,直到24年之後的1964年,楊樂蘭才再次回到了自己曾經生活過的這座城市,“當時我覺得和我記憶里的重慶城變化並不大,除了從江邊到城裡,不用再爬長長的階梯,而是可以通過纜車完成以外,其它的城市風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。”
  楊樂蘭說,這樣的感受,讓他覺得纜車是重慶進入現代化的標誌。
  上世紀80年代,他再次來到重慶時,這座城市已經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,“許多高樓在這個城市裡拔地而起,解放碑除了那座碑還沒有變之外,周圍的一切都已經不同了。”楊樂蘭說,他當時覺得,重慶這座城市已經進入了現代化進程的快車道。
  當84歲高齡的楊樂蘭這次踏上重慶的土地時,他坦言自己感到恍然如夢,“幾天前,我還在法國諾曼底享受寧靜的田園時光,而現在我來到了這個擁有3200萬人口的大都市。”重慶城的巨大變化,讓這位老人驚嘆不已。  (原標題:“70多年前重慶的防空洞證,跟了我一生”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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